当下动力煤的真面目

……欲民之有义，则小义不可不行。

这是从天地—万物说的。然而儒墨两家取舍不同。

这个谜，在古代来说，犹如一个哥德巴赫猜想。孔颖达说：案《世谱》等群书，神农一曰连山氏，一曰列山氏。一、《周易》与儒家思想体系的形成 中国儒、道、墨、法、名、阴阳等各家思想体系大体形成于春秋战国时期，上距殷末周初的《周易》约七八百年。坤是三阴爻，具有至柔至顺的属性。汉代印度佛教传入中国，又经儒、释、道三家的斗争融合，终于出现了糅合儒、释、道三家思想的宋明理学。

在《易》中反映了这种思想。《易经》具有丰富的矛盾对立、变化发展以及对待转化的观念。以封建社会的发展状况而言，他说：西洋起于经济进步，经济手段对政治手段之一次确定制胜，即封建败于一种新兴之外力而不得不代谢以去。

在中国广袤的土地上，几乎每个角落都有寺院、祠堂、神坛和拜神的地方。[7]梁漱溟：《梁漱溟全集》（第七卷），《今天我们应当如何评价孔子》，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92-293页。而为政者则在乎‘如保赤子……不但整个政治构造，纳于伦理关系中。文化的创造没有不是由于天才的，但我总觉得中国古时的天才比西洋古时的天才天分高些，即此便是中国文化所由产生的缘故。

……中国的理想是‘天下太平。父母俱存，兄弟无故，一乐也。

心在其他动物虽不是没有，但其心思作用大多淹没于其官体作用中，而不易见。（《论语·子路》）这对后世的影响更大，其引导着中国人的思维走向梁先生所说的第二条路。如何回应西方势力的强势入侵？如何调整中国文化的发展方向，成为时代赋予当时思想家们的重要历史使命。此种种关系，即是种种伦理。

家人父子，是其天然基本关系，故伦理首重家庭。所以我们说他是多一周折的，更进一层的，中国人虽走他这路没走到好处，然既原要走这条路仍不妨这样说。梁先生说：人群秩序及政治，导源于宗教。中国之路则打从周孔教化而来的。

此外，周孔之教还导致了中国缺乏西方式的民主。[35]究其原因，是因为西方的团体生活偏胜，其政治和法律早于古代希腊城邦见其端倪。

如国家政权的敬天法祖，普通百姓家中的天地君亲师的牌位。[2]梁漱溟：《梁漱溟全集》（第三卷），《中国文化要义》，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04页。

[24]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282-283页。[18]梁漱溟：《梁漱溟全集》（第三卷），《中国文化要义》，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05页。[8]梁漱溟：《梁漱溟全集》（第三卷），《中国文化要义》，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81-82页。[34]中国文化缺乏科学和科学精神，则是民国时期学者普遍认可的观点。虽然冯友兰先生曾对梁漱溟的孔子的路周孔之教提出过严厉的批评[19]，但他同样认为周孔之教影响下的儒学已把古宗教仪式转化为理性之礼，他说：《荀子·礼记》早已将古时之宗教，修正为诗。[14]梁漱溟：《梁漱溟全集》（第一卷），《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486-487页。

[5]虽然夏先生这里强调的是周公，但同时也对黄帝、孔子等人与中国文化的关系给予高度评价。然而周孔以来，宗教缺乏，理性早启，人生态度遂以大异于他方。

家族生活、集团生活是人类最早所共有的生活方式。在经济关系上，夫妇、父子情如一体，财产是不分的。

如孔子弟子樊迟请学稼，请学为圃，如果孔子单纯说吾不如老农吾不如老圃，事情就此结束了，但他还评论道：小人哉，樊须也。同时，其四面八方与他有伦理关系之人亦各对他负有义务。

宗教则有解决此三世问题，是以有天堂净土、地狱轮回一类的说法。不可否认，中国古代在天文、历法、数学等方面都取得的科技成就远远超过西洋文化，但随着孔子地位的提升，周孔教化突出强调道德和伦理的作用，使中国较早地脱离了本应走完的第一条路。……宗教利用人类暧昧不清楚的情感才能成功，和理性是不相容的，所以超现实、超现在。在人生第一问题尚未解决之下，萌露了第二问题暨第二态度，由此而精神称用到人事上，于物则忽略。

——此为根本不同于宗教之处。周公及其所代表者，多半贡献在具体创造上，加礼乐制度之制作等。

当然，这条理性之路的选择，主要是孔子儒学思想影响的结果。举孔子来代表他以后那些人物。

[20]梁先生的观点与冯先生相似，只是认为儒家将宗教变成了礼文，他说：这些礼文，或则引发崇高之情，或者绵永笃旧之情，使人自尽其心而涵厚其德，务郑重其事而妥安其志。[28] 中国文化之所以被称为早熟，是与西洋文化相比较而言的，梁先生说：西洋文化是从身体出发，慢慢发展到心的，中国却有些径直从心发出来，而影响全局。

但如何调和，或者说调和之道是什么？人们并没有明确的意见，而多数学者认为时间太紧、问题太广——产生无从下手的错觉，所以提出总须俟诸将来，此刻我们是无从研究起的观点。人生如此，乃安稳牢韧而有味，却并非要向外求得什么。[22]梁漱溟：《梁漱溟全集》（第一卷），《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524页。[23]张立文：《20世纪中国儒教的展开》，《宝鸡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4）：1-9。

就中国文化而言，梁先生认为，周孔教化是其底色，是其核心，并决定着中国社会的基本走向，决定了中国文化的伦理本位、宗教缺乏和文化早熟等。孔子则似是于昔贤制作，大有所悟，从而推阐其礼以教人。

物交物，则引之而已矣。随一个人年龄和生活之开展，而渐有其四面八方若近若远数不尽的关系。

[6]在周孔礼乐文化的熏陶下，人们在彼此关系中相互照顾，体念不忽，这种情感被梁先生称之为伦理情谊。平素多往返，遇事相扶持，则有乡邻朋友。